案件简介

拆迁地区：北京市 亦庄 住宅房

拆迁背景： 09年 “亦庄线宋家庄停车场工程”，需征收规划红线范围内谢先生的房屋。但拆迁方给予的两套安置房面积远低于原本135平住房面积，且给予的100多万货币补偿在购买安置房后就没了装修和周转的费用。面对拆迁方的威逼利诱和明显不合理的补偿，怀揣对法律最后信仰的谢先生经人介绍，找到了专业代理拆迁维权的律师。

办案结果：谢先生所获得的补偿从最初的100多万加2套安置房增加为200多万加3套安置房。

详细经过:

2010年12月30日，北京地铁亦庄线正式运营，媒体大肆报道，多项技术的首次运用使得该线路成为轨道交通发展的一个典范，也成为许多政府官员引以为荣的政绩。光环之后必有阴影，又有谁注意到，在项目的进展中，政府权力的滥用侵犯了多少被拆迁户的合法权利？

2009年4月17日，拆迁管理部门发布了拆迁公告，公告称为实施“亦庄线宋家庄停车场工程”，需征收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房屋，谢先生的房屋就处在征收范围内。但是拆迁方给予的两套安置房面积远远低于王家的原本135平住房面积，而且给予的100多万货币补偿在购买了安置房后就没了装修和周转的费用。面对拆迁方的威逼利诱和明显不合理的补偿，怀揣对法律的最后信仰的谢先生经人介绍，找到了专业代理拆迁维权的律师。

办案细节：

1、制定用时间换金钱策略。

接受代理后，我们分析本案属于比较容易代理的案件：

（1）从补偿条件上讲，补偿条件确实降低了王先生原本居住水平，不但不符合应当按照市场价补偿的法律规定，也不符合不能降低被征收人居住水平的政策要求。所以我们认为补偿条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；

（2）从维权时机上讲，谢先生在拆迁公告期内委托律师，补偿裁决还没有做出，强拆程序更无从启动，为律师提供了很大维权空间，我们可以通过走法律程序拖延拆迁时间，而拆迁方的拆迁期限又较紧，所以只要让法律程序走不到强拆那一步就可以赢得谈判的筹码。

因此我们首先提起了拆迁许可证的诉讼，经律师仔细分析拆迁部门提供的证据发现，当地拆迁部门在向拆迁人某公司颁发《房屋拆迁许可证》前，拆迁人某公司并未取得合法立项批准文件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文件、建设用地批准文件……也就是说，拆迁部门颁发《拆迁许可证》的行为不符合当时法律的规定。律师和当事人对此诉讼信心满满。

2、突发强拆，维权形势急转直下

2010年3月中下旬，谢先生惊慌的给律师打电话，说很多穿迷彩服的人把他们家围住了，看样子要强拆。听到这一消息后律师当即便说：不要惊慌，首先拨打110报警，然后找录像机把全过程进行录像，特别是把参与人员录下来。匆忙中谢家挂断了电话。

下午谢先生打电话过来，说房子被强拆了，当地警方到达现场后，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犯罪行为，情绪非常低落。

被强拆后虽然“保房子”方案落空，但是拆迁的违法性却更加严重了。所以决定从长计议，多角度切入，制定了立体维权方案。

首先向拆迁管理邮寄了《查处违法拆迁申请书》，申请房管局就违法拆迁行为进行查处。但是房管局不出意料没有处罚，我们以房管局行政不作为为由诉至丰台区法院，经法院协调，房管局迫不得已出具了对拆迁人的处罚决定书，认定拆迁人拆迁违反法律程序。违法拆迁事实得职能部门认定，为我们下一步维权做了铺垫。我们撤回了对房管局的诉讼。

其次，就谢先生及其家人拨打110报警，警方没有对此做任何处理一事，向法院提起诉公安局机关不作为的诉讼。在诉讼中，由于我们提供了当时拍摄的影像资料证据，公安局为了开脱自己的责任，向法院提供了对某乡政府武装部部长的询问笔录，证实强拆行为是某乡政府组织实施的，当地政府行为不属于公安管辖范围。

第三我们乘机以当地警方提供的询问笔录为证据，就乡政府组织强拆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虽然当地乡政府否认其组织强拆，但在当地公安提供的证据面前其辩解显得非常无力。而当地乡政府明显不具备强拆房屋的行政职权。

尽管如此，让当地法院直接判乡政府违法明显有困难，所以当地法院行政庭法官主张调解结案，为此，当地法官多次找乡政府协调此事。事情终于重新出现转机，最终当地乡政府作出了巨大让步，承诺补偿230多万，给3套安置房。

4、痛失良机，重新跌入低谷

面对当地法官的全力协调和当地乡政府的巨大让步，谢先生的儿子坚持认为这不是“市场价”，按照当时当地房地产价格应该在300多万，坚持要市场价。律师劝他首先不能片面要求市场价，因为当地政府给你的安置房也没有按照市场价卖，现在给的货币补偿足可以买到3套安置房，还有点富余的钱装修。另外，这也是不可多得的解决问题的时机，如果现在不同意，以后法官很难提供这种机会了。最终很遗憾谢先生的儿子没有听取律师的建议，而当地法院认为工作已经做到头了，既然谢先生不同意调解结案，那只能判决。还好，法院没有按照惯性袒护政府，直接判决乡政府强拆违法。在取得这一纸胜诉判决的同时，也丧失问题解决的时机。果不出所料，判决作出后，当地乡政府反而不再理睬谢家的协商要求。

5、媒体加力，终获大捷

好在谢先生的邻居正好是个做媒体的，与记者熟悉，在得知了谢先生的情况后对此很是同情，帮忙联系了新京报等媒体记者。由于当地乡政府的违法事实已经得到法院的判决，而且行政案件法院判政府违法的案例确实稀罕，所以不但敢于报道，也乐于报道。不久此案见诸京城各家媒体报端，各网站进行了转载。报道后确实给当地乡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，但是没能像预期的那样，仍然使用擅长的“打太极”应付记者。

律师发现仅靠媒体这样下去也不能解决问题，于是又向当地检察院举报乡政府官员滥用职权问题，通过谢先生不断跟踪，不断给当地乡政府施加压力。另一方面重新提起对参与强拆的当地地铁公司、拆除公司和保安公司的民事侵权诉讼。

最终，在不断的法律诉讼和媒体舆论压力下，当地乡政府不得不放下姿态重新回到谈判桌。本案历经近四年时间，于2013年5月份，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，调解成功，谢先生所获得的补偿从最初的100多万加2套安置房增加为200多万加3套安置房。以法院出具调解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，所有诉讼均撤回结案。

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2011年1月21日正式颁布实施，201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同时废止，本案中，涉案项目2009年即取得拆迁许可证，当地乡政府2010年组织相关部门对王先生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，因此应当适用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。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，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内未搬迁的，由房屋所在地的市、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，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。根据上述规定，当地乡政府并不具有强制拆迁的职权，且拆迁行为未经裁决程序，故其组织相关部门实施的拆除行为超越了其职权范围，且程序违法，属违法行政行为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在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生效后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，应当适用新《条例》，根据新《条例》的规定，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在补偿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，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即新条例废除了行政强拆制度，保留了司法强拆制度。